蔡育红 后申遗时代闽南方言与汉语普通话的和谐共生
作者简介
蔡育红,泉州师范学院丝路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地方文化传播。
(《丝路纵横》杂志社 蔡育红)“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2021年7月25日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此,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城市,开始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由申遗转向守遗、承遗,并面临着自内和对外的双重挑战。显而易见,泉州面临的挑战与其世界文化遗产息息相关,受文化遗产自身特点的明显约束。自内需克服结构松散、空间跨度大的问题,集零为整,从遗产点散落全市各处的事实出发,打造一个全新的空间遗产认知,对外则要处理好地域的和全球的、民族的和世界的等关系。后申遗时代,如何处理闽南方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关系,成为了泉州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独特的泉州文化遗产
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涵盖管理、生产、运输的复合空间概念。历史上的泉州“以位于江口平原的城区为运行中枢,东南面的辽阔海域是其对外联系门户,西北面的广袤山区是其产业基地,水路复合的运输网络连通其间,呈现出港口、城市与腹地联动发展的整体繁荣景象”。这种繁盛至宋元时期达到巅峰,泉州由此获得了“光明之城”的称号,成为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据此形成的世界文化遗产包括 22处要素及其关联环境,分为“行政管理机构与设施遗址、多元社群宗教建筑和造像、文化纪念地史迹、陶瓷和冶铁生产基地,以及由桥梁、码头、航标塔组成的水路交通网络”。泉州的文化遗产与其说是一处标志,不如说是一段生活,是通过多处空间布局而还原出来的宋元时期的泉州的社会生活。如此独特的遗产构成决定了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形态复杂多样、结构松散疏离、布局犬牙交错。
泉州的文化遗产既有现存的实体,同时包含各类文献中提及的遗址、地标。22处遗产具体说来有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文庙及学宫、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等,正所谓有寺有庙有宫,有桥有塔有港。其文化风格涉及佛教、道教、清真及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全部遗产共覆盖全市三区五县(市),三区即指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五县(市)指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安溪县、德化县,空间跨度100多公里。22处遗产点中,有的随着社会发展早已失去原有功能,仅保存零星文化标志,如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等;有的于近几年被重新启用,并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时代要求,开始产生新的社会功能,如泉州文庙及学宫,虽早已不再具备古代学堂的功能,却利用其精神航标的社会认知,于每年8月底举办“新学年拜孔子送红蛋”活动,吸引当地中小学生前往参加祭孔、开笔等活动,逐渐成为影响当地中小学生的一项习俗;有的从古至今从未中断使用,始终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如天后宫、开元寺等,既是旅游观光的主要景点,更是当地百姓拜祷,以及逢年过节祭祀的重要场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离。泉州文化遗产正是通过这一处处地标一个个空间,勾勒出宋元时期泉州的社会繁华,反映其时突出的世界影响力。
结合泉州文化遗产的特点,后申遗时代泉州守遗、承遗面临的挑战。自内,便是克服结构松散、空间跨度大的问题,集零为整,从遗产点散落全市各处的事实出发,打造一个全新的空间遗产认知,既不可与当下的活态生活完全剥离,又要区别于实际生活构建具有共同标识的遗产身份,凸显文化遗产的形象和地位;对外,则要处理好地域的和全球的、民族的和世界等关系,一方面要力求还原保留22 处遗产点的地域文化身份特征,一方面要尽量满足不同区域人的文化审美,实现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无论是自内还是对外,泉州的文化遗产都需要考虑其载体的问题,因此作为文化载体的闽南方言的问题,也便进入了思考的视野。后申遗时代,如何处理闽南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是泉州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泉州安平桥 杨晓峰 摄
闽南方言的社会文化价值
众所周知,语言于人类的意义突出,功能多样。它既是社会成员用以沟通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又是人们用来思考的主要依托,同时还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闽南方言对闽南人们来说也体现着这样的价值。闽南语是身处闽南地区的泉州人日常沟通交流的第一首选。人们总是习惯于第一时间采用闽南语进行信息的互换、意见的沟通,并取得共识。在日复一日的沟通交流中,闽南地区的各种社会活动从而得以顺利开展。闽南语由此成为联系闽南地区社会生活的主要纽带,维持着区域内的社会秩序,在闽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运用闽南语进行沟通交流并形成共识的泉州人,在建立起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时,也形成了闽南社会的价值观。无论是“人生海海”豁达的生活态度,还是“爱拼会赢”的拼搏精神,都是泉州人特有的一种生活哲学。泉州人在这样的社会认知下生活着、劳动着,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形成具有闽南特色的地域文化。向海而生、包容并蓄,这一切都是基于闽南这块土地和这些人而形成的闽南风格。闽南文化离不开闽南语这一从开始就介入的文化基因,闽南语构成了闽南文化,承载着闽南文化,既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又是闽南文化的主要载体。闽南文化离不开闽南语。脱胎于闽南文化的泉州世界文化遗产,自然也就离不开闽南语,更别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文化遗产,以再现宋元泉州社会生活的全貌为核心,那更是与社会用语——闽南话息息相关。没有闽南语的宋元泉州不是真实的泉州,没有闽南语的宋元泉州生活也不是地道的闽南社会生活。泉州世界文化遗产地位的确立,也就意味着闽南语世界遗产意义的诞生。
闽南方言和汉语的共生策略
闽南语是闽南文化生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因,闽南文化与闽南语紧密相关,无法割裂。因此后申遗时代,泉州针对世界文化遗产开展的传承保护、开发利用等工作也必然离不开对闽南语的传承和保护。但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泉州也将在今后迎来越来越多的各地参观者。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家推广使用的社会共同语,毫无疑问将是不同区域人沟通的最有效方式,泉州同样需要服从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大力提倡和推广普通话。因此,既不能盲目维护闽南语,也应对方言逐渐式微的社会现实充分重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百花齐放的原则,制定科学措施进行合理的保护和运用,以实现闽南语和汉语普通话和谐共生。
首先,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树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作用。行政管理部门应以保护闽南文化为中心,围绕闽南文化,量身定做科学合理的地方语言保护措施。比如道路、街区、文化景点的用语用字除了现有的汉语汉字外,也可以增加闽南语和闽南用字;借助城市语言文字专项检查工作,指导督促各部门各领域规范公共场所的汉语和闽南语的用语用字,尤其是小摊点小商店的店名、广告牌。除此之外,还可鼓励相关部门开展各种与闽南文化有关的赛事,比如闽南童谣大赛等,自觉宣传闽南文化,传承闽南语,营造健康良好的社会使用氛围。
其次,发挥中小学的配合作用。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应成为闽南语和汉语普通话实现共同教育的主要场所。中小学,尤其是小学,在客观评估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可将与闽南语有关的特色课程引入学校的教学体系。既可以是专门的语言类课程的设计,比如闽南童谣兴趣班;也可以结合闽南文化开设文化类课程,比如南音兴趣班。后者据读者所知,泉州本土有不少学校早已开设此类课程,比如泉州通政小学、泉州培元中学等,至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由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成为泉州南音、梨园戏等闽南文化的主要接班人。
第三,发挥专家学者的宣传指导作用。泉州本土的几所高校,如泉州师范学院、华侨大学等,拥有一批优秀的闽南方言研究专家,熟悉语言的特点和规律,具备科学的语言观。实现闽南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共同教育、和谐共生,应该倚靠这些专家学者,按照语言的规律开展专业指导,并利用讲座、文化沙龙等向社会传播推广和普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