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原瑞辰

原瑞辰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根据信通院的测算，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 比重达36.2%，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从细分领域来看，我国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内部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数据集成、平台赋能成为关键；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数据价值化加速推进，数据管理与应用能力不断提升。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发展迅速，2019年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数字经济领域的并购、PE和VC投资分别达到130.66亿美元、407.76亿美元和624.40亿美元。以腾讯、阿里、华为、中国移动等为代表的一众通信产业、计算机基础技术产业、软件产业、软硬一体化产业、互联网产业的企业正深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

它们顺应各国政府大力推进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趋势，利用自身在国内积累下的丰富市场经验和技术优势，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实行跨国经营战略。目前，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足迹已遍布全球六大洲，在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经营性资产。发展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使中国企业逐步掌握研发设计、品牌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特别地，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发展数字经济对外投资正是打造数字丝路的核心。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中国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各国宏观经济和市场需求的下滑对财务抗风险能力较差的数字经济初创企业造成沉重打击，使可供中国资本挑选的优质投资标的减少。其次，在普遍的隔离措施和旅行禁令限制之下，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实地走访、谈判、尽职调查和投后整合等环节均难以正常开展。再次，疫情也在金融市场引发了动荡，使一级市场融资难度增大，相关项目面临融资渠道萎缩的压力。最后，疫情还推动了东道国本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企业未来进入相关市场时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随着新冠病毒疫苗的面世，疫情有望于未来一至两年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是打造“数字丝绸之路”的核心途径，给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跃升带来了宝贵的机遇。

数字领域外资安全审查趋紧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诸多风险挑战。疫情发生后，出于对本国金融市场暴跌导致企业面临外资恶意并购风险的担忧，各国政府普遍收紧外资审查措施。欧盟先后推出《关于在外国补贴方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和《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将高新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领域列为外资审查的重点，我国数字经济对欧直接投资可能涉及其中新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两项，在欧投资政策风险大幅提升。

美国方面，中美两国各领域摩擦持续升级，美方迫使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限期进行资产剥离。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推出了“清洁网络以保护美国资产”计划，针对来自中国的海底电缆铺设商、运营商、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应用程序开发者和应用程序商店开展排除行动，对在美中国数字经济投资造成广泛、沉重打击，使上述领域中资企业被迫退出该市场。而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企业最为关注的新兴市场，印度政府今年分四批封禁了267款中国APP，同时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印度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审查和限制以国家安全为名，无视市场规则、滥用主权概念，实为针对中资的投资壁垒，反映了这些国家政府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担忧，具有名义上的临时性和实质上的长期性与战略性。未来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数字经济企业投资审查趋严将成为普遍现象，而像越南这类与中国双边关系较为敏感复杂、民粹主义和排外风险在疫情期间有所提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可能出现类似审查与限制，相关风险需要中国投资者高度关注。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限制

出于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考虑，多数国家政府对数字经济跨国企业做出了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本地化限制。随着疫情引发民粹主义抬头，预计后疫情时代数据本地化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我国“走出去”的数字经济企业而言，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将大幅削弱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协同能力。例如，那些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全球生产物流动态管理的企业将发现其供应链的某些关键区位出现信息黑洞，使信息协同和效率提升成为空谈；基于用户大数据的定制化信息服务提供商也难以对那些跨国旅行的用户提供无间断的服务。不仅如此，数据本地化要求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引发类似Tiktok在美强制资产剥离，使“走出去”企业在财务和战略上遭受重大双重损失。因此，严格做好数据本地化处理合规工作，提供完善的数据安全保护是对相关企业的底线要求。

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分歧

目前，世界正步入数字经济时代，美、欧、中等各方均试图在新一轮国际数字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取得主导权。总体来看，中国更关注与跨境电商相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美国更关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撤销数字贸易壁垒和严格的知识产权执法，欧盟总体上认同美国观点，但更重视公民隐私和欧盟数据单一市场。在此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投资规则体系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那之前，很可能形成北美、欧洲和“南方地区”三大数字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其中，中国有望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数字贸易投资标准制定。

对我国“走出去”的数字经济企业而言，规则与标准的统一有利于其降低在不同市场的调试成本，深度开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市场，在帮助沿线国家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逐渐形成数字产业集聚，利用基础设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提升消费能力的效应实现自身业绩的长期增长。此外，未来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时将面临技术性贸易和投资壁垒，而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需要依靠不同规则体系的融合来实现，因此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和标准制定仍是必要的。

关键部件自主性挑战

以美国对华为的系列供应禁令为标志，美国已在瞄准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未来在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与计算、区块链等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都将面临美国技术封锁或经济制裁的威胁。总体来看，中国目前在一些关键零部件、设备和原材料方面仍难以摆脱对外依赖。以芯片为例，芯片是现代计算、通信、网络、制造、交通等诸多领域的技术基石，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在芯片设计领域较为擅长，而在制造、封装、测试领域仍受制于人，光刻机等高精尖设备严重依赖国外。中国已开始大力推进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化，但我们的起点较低，追赶过程必将漫长。一旦失去国际一流的芯片供应，“走出去”的通讯设备供应商、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等都将在产品供应、成本与竞争力方面面临严峻挑战，进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陷于不利地位。因此，企业应确保关键零部件备选供货渠道畅通，同时适当增加应急库存。

疫后海外市场需求和监管环境的变化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同样拥有不少机遇。近年来中国社会数字化渗透率较高，人们日常的沟通、出行、支付、娱乐活动都已深度数字化。但在海外甚至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开发较为有限。疫情中各国普遍实行出行管制，人们开始尝试利用在线订餐、购物、协作、教学等工具，这些工具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在特殊时期的生活和工作需求，以其便捷性、易用性赢得用户好评。预计后疫情时代海外市场数字经济将维持高速增长态势，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可将在国内已应用成熟的场景“搬”到海外，并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偏好、文化习俗等进行适应性调整，利用国内外数字经济市场经验差异套利。同时，疫情中有的国家政府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展大规模跟踪定位以支持流行病学调查，公共卫生需求给数字服务隐私保护条款的放宽提供了可信理由，未来发达国家隐私保护监管政策可能出现宽松苗头，为中资企业技术应用创造更大空间。

各国相继推出数字经济产业政策

各国政府正积极推出推动支持本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规划。美国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领导力的行政命令》《5G提速计划》等纲领性文件，意图争得国际领先地位。欧盟提出名为《塑造欧洲数字未来》的战略规划，发布《欧盟数据战略》《人工智能白皮书》，希望通过加大对数字领域投资提升欧盟数字经济整体竞争力。日本发布《下一代人工智能推进战略》《集成创新战略》等纲领性文件，从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为实现政府“社会5.0”和“互联工业”目标奠定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则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补贴初创企业、加大数字化转型相关投资等着力点入手，努力追赶发达国家。

能够带来技术溢出、就业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的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将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有关企业将在纳税、换汇及产学研融合等方面享受东道国政府提供的丰厚政策优惠。同时，国内以数字经济领域的互联网数据中心、5G网络和工业互联网等为重点的“新基建”也将为企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帮助企业分散国际化经营风险，为企业海外扩张提供资金和技术保障，使企业贯彻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全球价值链加快重构

疫情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深远影响，未来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呈现分散化、区域化和短链化的特征。现有国际分工体系是成本最优的，因此未来的改造在提高供应链灵活性与韧性的同时将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不过，随着跨国公司对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球供应链信息协同效率也在极大提高。跨国公司可通过动态产能和物流能力调整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较好地维持低库存、控制生产成本。此外，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普及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直接投资选址不再受劳动力成本的单一硬性约束，而对东道国资本和技术投入提出更高要求，使各国政府竞相鼓励投资于工业智能化改造。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将创造丰富的投资机会，给中国产业数字化先行企业营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新加坡城市一瞥 黄培金/摄

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国家层面。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纷繁复杂，跨国数字经济直接投资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在风险与挑战交织的背景下，首先，我国需要维持一个对中国发展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要坚持经济全球化这一根本立场，团结西方主要国家，在与单边和保护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建立稳固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其次，当前国家安全审查、数据本地化要求、个人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问题突出，迫切要求各国携手共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而建设该体系的关键在于数字经济标准的互通。标准互通将降低与数字产品、服务和相关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成本，提高效率，并缓解各国对数据安全问题的担忧。

一是要利用好“一带一路”框架合作机制，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推进数字经济相关商品、服务、技术和人员流动标准建设。二是应积极参与到WTO、RCEP、CPTPP等多边合作框架下的数字经济标准制定中去，在提出数字经济标准“中国方案”的同时，积极回应欧美提出的诉求，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进程，以换取对方让步空间。具体来看：我们可以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统一；将减少数字产品市场准入限制与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统一；将推动跨境数据流动与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先导区示范区相统一。在提出“中国方案”方面，《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开了一个好头，是中国网络空间治理思想的一次集中迸发，也呼应了国际上加强数据安全保护的呼声。

企业层面。一是战略层面。首先，中企要紧抓机遇。企业应明确疫情给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趋势性转变。要加快“线下一张网”布局进程，在国际物流渠道能力建设、海外仓建设以及终端配送服务合作三大方向上共同发力，帮助企业贯通全球供应链上下游资源，增强供应链韧性、获得规模经济。同时，企业要积极利用数字贸易的政策“红利期”。2020年9月4日，服贸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将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中国数字经济企业要主动融入国家服务贸易扩大开放和跨境电商创新试点，用好商务部、贸促会等机构提供的信息支持，推动数字服贸业务双向发展。其次，中企要补足短板。中国数字经济企业虽然拥有比较扎实的技术和数据基础，但业务明显偏重B2C，在B2B领域资源、经验不足，竞争实力逊于北美企业。此外，国内市场的社会、文化和监管环境与主要投资目的国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走出去”企业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建议中企通过跨境并购或新设合资公司的方式，运用好当地合作伙伴的技术、经验和市场渠道资源，积极开拓未知业务领域，并通过价值链纵向带动形成东道国中资企业的产业集聚，降低后发中企的试错成本。

同时，企业供应链应对当地或第三国外资企业保持开放，以促进业务多元化、提高市场可接受度。这种市场进入方式还将帮助中资企业规避并购业务面临的严格外资审查流程，并通过引入东道国当地投资者提升市场信心。二是技术层面。首先，企业要直面海外市场安全关切，而不是去消极地抗拒甚至直接退出投资。无论东道国是否有明确的数据本地化要求，中国数字经济企业都应做好本地化数据存储、传输和处理能力建设，具备在东道国境内的业务闭环能力。在此过程中，企业要建设境内外相互隔绝的用户信息系统以适应中国《网络安全法》的要求，并通过用户自主申请的方式满足小部分跨境用户的使用需求。其次，企业要提升数据加密等级，谨防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破坏企业声誉。企业还可邀请国际知名安全公司定期审计，并将审计报告主动分享给东道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方，通过主动沟通消除可能的误解。

共建“网上丝绸之路”

后疫情时代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而言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数字产业的强大竞争优势，帮助中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取得国际分工上的优势地位，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进军的战略目标。从“一带一路”倡议角度看，信息化建设是“一带一路”连接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强大纽带，也是驱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基础设施的“硬投资”需要依靠信息系统的“软投资”才能高效运行，只有将信息基础设施纳入“一带一路”中互联互通的整体规划，才能输出“互联网+”能力，中国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大有可为。对数字经济企业而言，开展对外投资也是利用经验和技术差异套利，同时分散经营风险的不二选择。

因此，要充分利用疫情带来的机遇，同时竭力规避疫情不利影响，扩大数字经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提升投资质量，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我们要通过数字经济对外投资营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平、安全和创新的国际网络空间，给全球发展带来新的“中国机会”，建设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网上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原瑞辰，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研究员，走出去智库与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东南亚数字经济联合课题组”成员，国家发改委某课题组成员。大连海事大学国际商务硕士，天津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士。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国际直接投资、数字经济。多次在“中国一带一路网”、“走出去导航网”、《中国外资》等媒体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