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李晓东，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一生是抗争的一生。生活上的抗争，职场上的抗争，思想上的抗争，顽强的抗争意识超乎常人想象。李贽留名历史的事件大多发生在六十岁以后，数十种著作，基本创作于六十二岁以后。台湾国立屏东大学林其贤副教授说：“如果李卓吾这一年（六十岁）就过世，则以后便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晚明曾经出现这个人物”。

     生活上的抗争

    李贽在生活方面的抗争，一个是经济压力，一个是家庭的不幸。李贽的祖上曾经是泉州海外巨商，但到他的祖父、父亲时，开始家道中落，祖父林宗洁是市井小商人，父亲李钟秀是教书先生。而他自己， 20岁开始到晋江五店市当私人家庭教师，后受祖父、父亲之命，参加乡试中举，并连续两次参加会试。会试不第后，面对家庭经济困难等现实，要求循例到官府任职。先是河南辉县教谕三年、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后是礼部任司务五年、南京刑部员外郎近五年，最后知云南姚安府。知姚安府前，位卑俸微。按明朝的薪酬标准，收入根本不够家庭用度。知姚安府后，才有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暂时摆脱生活的窘境。

    可以说，贫穷伴随着李贽的前半生。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地记录了贫穷所带来的痛楚。嘉靖三十八年（1559），其父亲去世，回泉州守制，碰上倭寇肆孽侵扰，李贽家族所居住城南新桥全部被焚毁，加之“泉州城郡大疫，人死十之七”，不得不携带全家人逃避战乱和饥荒，“盖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籴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 嘉靖四十二年（1563）拖家带口到北京等待重新安排工作，“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 嘉靖四十三年（1564），好不容易等来任职，却又因祖父去世，不得不再次南归。为节省回泉开支，将妻女留在曾经工作过的辉县，把官员们赠送的一半赙仪用来买田地供妻女耕作，只身回到家乡，安葬祖先三代五口。

    极度贫穷的感触，深深地烙在李贽的脑海里。任职南京期间，写《子由解老序》，其中描绘自己的窘状：“天寒，大雨雪三日，绝粮七日，饥冻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怜我，炊黍饷我，信口大嚼……”不敢想象身为明朝的官员，竟然“绝粮七日，饥冻困踣”。直到晚年，在他遗言中，仍不忘交代身边僧人，死后不要派人到晋江向其女婿庄纯夫报丧，说“其（庄纯夫）家既穷，来时必假借路费，借倩家人，非四十余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何必如此以害庄纯夫乎？”。

    家庭的不幸，大概也是无人能与之比拟。在他出生时，生母去世；三岁时，父亲续弦，大约六、七岁期间继母去世。生母、继母在他幼年时相继去世，李贽从来没有体会到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母爱。而更多的不幸在他到官府任职后接踵而至：二十九岁经历成年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余年二十九二丧长子，且甚戚。”三十三岁经历第二次打击，从辉县教谕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刚到任没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三十八岁所承受的打击，则比此前两次更为沉痛。回乡守制三年，再耗时二年等待重新安排工作，好不容易等到北京国子监博士的任职，刚赴任不久就祖父去世。接到祖父去世消息的同时，二儿子病死；在泉州为祖父守制期间，留在辉县的二女、三女，因饥荒相继夭死。据相关资料考证，李贽的另外两个儿子也在这期间之前或之后不幸夭折。如此频繁的打击，李贽人生观、思想观在这个时期逐渐发生转变——开始接触佛学思想。在十余年的青壮年时期，李贽所生四男三女，仅剩大女儿。步入老年阶段李贽，不幸并未中断：六十一岁时，族人安排给他做后嗣的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六十二岁时，妻子黄宜人在泉州去世。从此，李贽开始了“独在他乡为异客”的出家生活。

李贽故居 张晓玲摄     

职场上的抗争

     纵观李贽二十多年的职场生涯，与上司大都不合。这跟他的个性特征有很大关系。林其贤副教授研究李贽基本性格时说：“与一人不合，则可能是别人的不是；与两人不合，也可能是别人的不是；历仕不合，与所有长官都不合，则要自我反省。”

    在这里，把他与上司的不合，特别是由于理念不同而造成的不合，也当作一种抗争。李贽在自传中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面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可见，李贽不是在一个岗位上与上司不合，也不是在两个岗位上与上司不合，而是在所有岗位上与上司不合。

    按照通常思维，长期与各上司不合，在职场中肯定不会受欢迎，更不用谈职位升迁。可是，李贽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提出辞职的时候，云南巡按正在对其进行考核，并且拟将他从四品提为三品。在封建社会能够如此，倒也能算是个奇迹。

     思想上的抗争

    李贽思想与常人的迥异，在各个时期都有明显的体现。在少年时代，随他父亲读书时，写《老农老圃论》，不满孔子对其学生樊迟问农事的指责，体现独立的思考能力。而在很多人对他的才气表示欣赏的时候，他自己却不以为然。  

    在青年时代，嘲笑科举制度，抗拒儒家考试，自述青年时代读书的情形说：“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意思是说临时“抱佛脚”，随意读了些朱子传注就轻松中举，而中举后说“吾此幸不可再侥也。”若是范进同学听到李贽如此“站着说话不腰疼”，想必会十分不开心。

    在中年时代，李贽的思想抗争上升到另一个高度，这个阶段人生观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是产生弃官念头。为祖父守制并下葬祖上三代，从泉州回到辉县接妻女时说“吾时过家葬毕，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在辉县逗留期间写了《途中怀寺上诸友》：“世事何纷纷，教予不欲闻。出郊聊纵目，双塔在孤云。雨过山头见，天晴日未曛。骑驴觅短策，对酒好论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心境。另一方面，是产生“归老名山”的念头。在给最亲密的好友焦竑的信中说：“世间胜己者少，虽略有数个，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令我终日七上八下。老人肚肠能有几许，断而复续，徒增郁抑，何自苦耶！是以决计归老名山，绝此邪念，眼不亲书，耳不闻人语，坐听鸟鸣，手持禅杖，以冷眼观众僧之睡梦，以闲身入炼魔之道场，如是而已！”不管是弃官还是归隐，都跟他家庭变故、职场压抑有关。在给友人邓石阳的信中说：“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赢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

    古人常言“四十不惑”，李贽开始产生弃官和归隐的思想，就是在四十岁，在《王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追述“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矣。”从四十岁开始产生弃官和归隐念头，到五十四岁付诸行动，期间个中滋味不言而喻。

    到中晚年，李贽的抗争，则明显更为直接和强烈。主要是与他所认定的假道学的抗争，具体体现在他与耿定向之间的论战。实际上，李贽与耿定向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李贽刚辞官时，就住在耿定向弟弟耿定理的天窝书院，担任耿家子弟的教学工作。李贽与耿定向最初的思想分歧是，耿定向认为要“重名教”，而李贽认为要“识真机”。刚开始，因有耿定理从中调和，冲突没有直接爆发。但随着耿定向官职的升迁，维护既定封建秩序强烈“使命感”，“重名教”的心更切，加之耿定理去世，无人从中帮助调和，两人的矛盾直接明显。起初，耿定向说李贽教坏他家子弟，说其独子耿克明不肯生子是“因他（李贽）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仿”，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对有名望的家族而言，不肯生子是无言巨痛，不管是否真的跟李贽有关，耿定向无疑会对李贽恨之入骨。此后，两人的论战不断升级。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在龙湖公开刊刻《藏书》《焚书》，尤其是以与朋友往来书信为主的《焚书》，对以耿定向为代表的假道学们的虚伪面目进行淋漓尽致地批判。耿定向看到后，异常气愤，也把自己与李贽往来的书信集结抄录给朋友，并指使自己的学生对李贽进行言论上、身体上的攻击，甚至还拆除了李贽的藏骨塔。实际上，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是李贽与以耿定向为代表的伪道学们的论战，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抗争。

    李贽顽强抗争、坚强地生存、不懈地努力，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抗争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